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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高科技園區以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倍受世界注目。美國位于斯坦福大學旁邊的硅谷所取得的驚人的成功，使得近年來涌現出大批硅谷追隨者。自１９６５年以來美國成立的１００家最大的技術公司中，有三分之一設在硅谷，１９８６到１９９０年間，這些公司的市值增加了２５０億美元；硅谷企業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５年中，共創造了１５００００個與高技術有關的工作崗位；１９９０年，硅谷的生產商出口了價值超過１１０億美元的電年產品，幾乎是美國全部電子產品出口額的三分之一。
　　英國的劍橋大學同樣是世界一流的大學，以物理、計算機和電子領域的領先技術而聞名。劍橋科技園區于１９７０年就成立了，但是迄今劍橋高科技貿易的前景仍難以把握，根據最近的調查結果，成立于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未的企業大部分仍只有很小的規模，１９８４年，劍橋幾乎３０％的企業其員工人數少于６人，７５％的企業少于３０人，同年，接近一半企業的年銷售額低于３５萬英鎊。１９８６年，該地區高科技企業約有１６５００名員工，其中大部分的職位集中于幾個大的老牌公司，１０年間新成立的幾百家公司只雇用了６０００余人。統計表明該地區發展不快，而且，劍橋具有良好技術前景的公司被兼并的現象日益增加，幾家最好的公司如ＣＡＤ、ＣＩＳ、ＡＲＣ及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公司，均面臨財務危機，被其美國銷售商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早期收購。１９８５年，發岌可危的Ａｃｏｒｎ和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兩家著名計算機公司也先后被收購。
　　技術背景相似的兩個世界著名高科技園區的發展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本文對此作如下探討：
　　一、硅谷成功的啟示
　　產業體系的靈活性是高科技園區成敗的關鍵。硅谷的產業體系基于地區網絡，活躍的地區文化及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是硅谷保持活力的根源。硅谷的開拓者們建立了一個針對硅谷的地區環境，具有專業技術網絡和營銷網絡的產業體系。硅谷的公司傾向于利用當地的各種關系網絡來建立新的市場，生產新產品和開發新技術。硅谷的各專業公司之間競爭激烈，同時又互相學習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進行技術革新。硅谷地區密集的社會網絡和開放的人才市場也激勵著創業者們不斷進行新的試驗和創業。企業內各部門的邊界是互相滲透的，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當地機構如商貿協會和大學之間同樣有著密切關聯。多年的實踐表明，硅谷發展的推動力不是由于某一項技術或某一種產品，而是由于各個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競爭和密切聯系，因此，硅谷并沒有刻意扶植某個部門，因為這樣做就會適得其反。
　　硅谷地區網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該地區作為電子產品生產后來者的地位。該地區的創業者沒有受行業傳統的牽制，而是建立了一個獨具特色的技術社區。在硅谷半導體行業發展最早的３０年中，各種合資企業迅速成立，許多企業積極地與競爭對手交叉使用各自的專利，這就確保了技術進展得似迅速傳播，確保行業作為一個整體得以進步，而不是將注意力集中于任何一個單個企業的命運。
　　在產業組織上，硅谷半導體和計算機行業新企業力圖建立適合個人創新的組織形式，實行高度分散的組織形式，保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市場反應靈敏度。組織上的革新使得硅谷的新創芯片和計算機公司能夠比其一體化組織形式的競爭對手更快地推出新產品。
　　硅谷小企業的迅速成長還得益于與大公司的合作，大多數美國計算機和電子大公司都與小企業保持著廣泛聯系。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硅谷新崛起的企業就受益于與已建成科技公司的聯合。在半導體行業中，多年以來，硅谷每個半導體公司的最大客戶均是ＩＢＭ公司。美國政府也對高科技企業進行各種支持，將航空和軍事領域的Ｒ＆Ｄ資金用于支持硅谷略為成熟的企業，或幫助國內電子行業獲得研究和開發優勢。由于中小企業管理局的諸多政策，社會對小企業傳統的不信任觀點有了極大轉變，小企業同樣能夠得到美國政府的合同。
　　商業協會同樣在硅谷分散的產業體系中扮演著關鍵的整合角色。生產協會積極與州政府配合為地區發展解決環境、土地使用和運輸問題。西部電子產品生產商協會（即美國電子產品協會的前身）發起了能提供有用信息的管理討論班和其它教育活動，并鼓勵中小規模公司之間的合作。半導體設備和原料協會也在努力尋求半導體芯片技術標準的統一。到１９７５年，所有新的芯片中８０％以上都達到了協會的規模要求。許多硅谷的開拓者認為，標準制定的過程與標準本身同樣重要，因為它有助于促進供應商與最終用戶之間進一步了解和建立密切的工作關系。
　　硅谷的地區文化鼓勵承擔風險，也容忍失敗。硅谷擁有成熟的風險投資體系，任何有價值的創意、技術在硅谷都能得到很好的投資和幫助。硅谷的風險投資企業主要是由那些成功的高科技創業者們創辦，這些企業家經常是那些通過建立技術企業然后將其出售而獲得資金的創業者。他們積極參與所投資企業的運作，向創業者提供關于業務計劃和戰略的建議，幫助尋找合作投資者，招募關鍵管理人員，并在董事會任職，為企業提供關系網絡服務和多年積累的一手經驗。
　　硅谷具有完善的人才流動體系，近鄰斯坦福大學的優勢得到了充分利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斯坦福大學就通過合作計劃對當地的公司開放其課堂。斯坦福大學鼓勵電子企業中的工程師們直接或通過專門的電視教學網注冊，學習研究生課程，這一網絡也將斯坦福的課程帶入了企業的課堂中。這一計劃強化了企業和斯坦福大學之間的聯系，并且有助于工程師們學習最新的技術，建立專業聯系。
　　硅谷的觀念也同劍橋有很大區別。硅谷成立之初，無一創業者在北加利福尼亞州有根基，然而許多人卻在中西部的這些小鎮上發展起來，并對已經長期存在的制度和看待事物的傳統觀點提出質疑。他們都是方受過專門教育的青年工程師，拋開了原有的社會環境，來到這個充滿挑戰的地區創業。相對別處的創業者而言，他們更愿意接受風險和試驗。他們認為行業及企業間的聯系和先進的技術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單個公司或行業的作用。一個人對職業的忠誠要遠遠大于對所在公司的忠誠，公司只是進行工作的載體。對試驗和風險的接受比穩健和對公司的忠誠更受到重視。２０世紀６０和７０年代期間，人員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成為硅谷的一種生活方式，企業人員調整非常普遍。對地區經濟和行業的忠誠將硅谷的創業者們統一到一起，人才市場的組織和創業的方式使得企業員工之間對市場和技術有著充分的交流。
　　二、劍橋失敗的原因
　　除去貌似成功之處，劍橋的創業者們沒有建立商業上大獲成功的企業或創建一個有助于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地區性環境。許多專家己預言劍橋時代的結束，還有一些人認為劍橋高科技園區的興起是人為的炒作。但毫無疑問，劍橋仍是一個有聲望的地區，仍是國際企業Ｒ＆Ｄ基地和科技咨詢、專業技術服務園區。劍橋擁有充足的風險投資基金，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研究經費和適宜的環境。但有了這些并不一定就會締造出成功的高科技企業和充分發展的園區。這種思考模式將市場所在地與其社會和政治環境分開，把高技術企業能否成長僅僅歸因于一個地區的地方特征，而忽視了制度決定經濟后果這一因素，其結果往往會產生錯誤的導向。
　　劍橋高科技園區的不景氣不能歸因于地區原因或是創業者們的個人素質問題，劍橋創業者們不缺乏強大的科技背景、他們的產品有很高的技術含量。許多創業者處于微電子、計算機、軟件及人工智能研究的最前沿。在高科技的基礎上創建健康、合理的地區經濟但終遭失敗的不單是劍橋一家。在整個英國，小的高科技公司能夠成長為中型企業的機會很少。１９７０年對７３家銷售額在１億英鎊左右的英國公開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到１９８６年，僅有４家銷售額增至３億英鎊，超過三分之一（２８家）被兼并，２０家不再上市，１３家年銷售額低于５０００萬英鎊。劍橋企業的困境根源于英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在英國新企業一般面臨著市場狹小、高級管理人員和市場經驗短缺的困難。
　　發展高科技產品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是國防軍事，而在英國，幾十年來國家政策已將高科技企業的這一出路封鎖，大量的軍費開支投入到那些大的、各方面都已成熟的企業中。英國戰后的政治局面和政策限制了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政府部門和大電子公司的密切關系是英國所有高科技部門的特點。這種關系的存在使得政府投資的最大份額流入了少數大企業中。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英國政府對半導體工業所提供支持的８０％以上集中在五個大企業；國防部６０％以上的合同是與１０家大公司簽訂的，而國防部又是這些公司的主要市場，占這些公司整個銷售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即使政府制定了改善高科技行業的計劃，這些大企業同樣繼續受惠。也就是說，劍橋高科技創業者們受到了國內環境的限制，沒有任何地方政策能夠突破英國市場和政治本身的限制。不斷增加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金也不能保證正常公平的競爭。目前英國成熟大企業與政府間的政治聯系，使得更集中的政府投資計劃只能進一步鞏固大公司已獲得的地位。
　　缺乏國內市場、高科技產業的創業者們不得不將眼光投向國外。這些新企業有很多不利，因為高科技企業的市場需要企業自己去開拓，它們必須與潛在客戶保持密切聯系，尤其是在產品定位和設計的最初階段，需要經常進行跨國聯系，進行國際場分析和調研，而高科技企業創業者們多為技術人員，很少有人能做到自己開拓國外市場。并且，成功的出口策略需要高超的營銷技巧和對國外市場的了解。隨著新產品開發的不斷加快，國際企業交往中營銷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而營銷技巧正是劍橋創業者所缺乏的。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外市場銷售技術含量高的消費品或生產品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由于缺乏建立國外銷售和服務網絡的資源、經驗及關系網絡，大部分較為成功的劍橋企業是與國際銷售商建立合作關系，這種方法進一步削弱了企業與客戶的聯系，對客戶不斷變換的要求更是知之甚少，為國際銷售商收購劍橋企業埋下了隱患。
　　劍橋新成立高新技術企業面臨著從公司所在地進入國外市場的挑戰。在其他國家，國內市場狹小的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德國和日本在這方面較為成功，德國受益于本國強大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基礎，而日本是由于大公司和政府的支持與密切聯系。但在英國，長期不景氣的工業經濟始于１９世紀９０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部分英國制造業，包括鋼鐵、造船、機械工具、飛機制造、雷達，均遠遠落后于其歐洲和美國競爭對手，使得英國工業基礎持續萎縮，１９８３年英國制造業自工業革命以來首次出現貿易赤字。這種情況給新生的高科技企業加上了沉重的負擔，自動化、數據處理和儀器設備等電子產品的最大國內市場均面臨危機，即使較為健康的英國企業，在技術轉變更新方面的投資也緩慢落后，因而，目前估計英國擁有的世界高科技市場份額不到５％。
　　１９６６年成立的產業重組公司（ＩＲＣ），主要目的在于促進企業合并使英國企業達到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所需要的規模，英國電子工業的幾個主要大公司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已經合并。從大公司對新創高科技企業的支持角度而言，大公司既很少與這些小企業相互來往，也未表現出這方面的愿望。英國大企業的偏狹和頭腦不靈活源于它們與政府的密切關系。這些大公司通過政府部門保證源源不斷的合同定單，在既定受保護的市場中生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政府政策不僅造就了大企業，而且保證了它們的生存，這主要靠的是國防部的定單。例如，１９８３年，英國上議院的一份關于技術研究與發展的報告指出：“英國政府創建了一批通過與國防部簽訂合同而興旺發達并且幾乎完全依賴于此生存的大企業”。報告進一步指出，這些大企業“形成一個聯系密切的團體，持續不斷地簽訂數目巨大的合同”。
　　從英國大電子企業的內部運作機制來看，很少將定單轉包給小企業，大部分的工作由公司內部自己做，一家企業的產品可以從芯片到導彈導航系統、到大型電子設備，無所不包。生產商遵循著傳統的縱向一體化模式，盡可能地將一些業務內生化，這種模式使得新產品的開發和技術革新速度大大降低。如計算機行業，自給自足的組織結構要求企業內部自己開發所有的系統部件，微機經常要晚好幾年才推出。鑒于這種情況，劍橋地區電子行業的小企業很難立足，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波士頓１２８國道高科技園區的企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劍橋的地區文化傳統也是高科技企業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看一下英國的風險投資狀況，英國的風險投資與美國有很大差別，許多英國風險投資家對科技企業毫無經驗，大部分只是對稅收優惠感興趣。統計表明，每１２０個英國高科技企業風險投資家中，只有６個真正了解他們所投資的企業。他們只提供資金，沒有任何意見、指導，不提供任何企業關系網絡和其他資源，這一點與他們的美國同行相差很大。
　　同時，劍橋嚴重缺乏高級管理和營銷人才。劍橋創業者抱怨最多的是沒有一流的國際營銷專家，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營銷人員社會地位低，一位劍橋咨詢專家稱“英國對營銷人員極度缺乏尊重”；部分是由于英國在國際市場競爭的企業很少，在營銷方面很難找到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而這正是科技型企業急需的人才。硅谷很多企業同樣沒有國際營銷經驗，但它們可以從其他有國際業務的美國公司中雇用營銷人員。而且在英國的文化觀念中，穩健和對公司的忠誠比創新和善于承擔風險更受到重視。工程師和經理們不愿離開原來所在的企業，這使得劍橋新創企業聘請到專業人員的可能性更加小。新英格蘭的保守影響了人才市場的組織和企業創業的方式，一般工程師們在工作完后就回家，而不是聚到一起閑聊或討論他們對市場或技術的觀點。
　　另外，大公司和政府之間的密切關系只給大企業提供了優惠的政策，而將國內小企業排除在政府合同和Ｒ＆Ｄ基金之外，并限制了它們雇用優秀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機會。
　　劍橋地區的企業在尋找自己所需的各種管理專家、產品工藝專家和制造專家的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使得很多一流產品和技術的商業化受到了阻礙。例如Ａｃｏｒｎ計算機公司，其微處理芯片的設計精巧度和功能可與硅谷產品相媲美，但卻沒有成功納入商業生產軌道。這些困難的成因可以追溯到英國的教育體系——脫離應用技術而且教育面狹窄。英國很晚才創辦技術型大學，一直緊缺管理人員和熟練技術人員。工程學科進入到教育領域并且合法化比歐洲其他國家整整晚了半個世紀，而且這些人員社會地位較低，能力也較差。與國際競爭對手相比，英國的許多企業經理受教育程度偏低，受專門訓練過少。由于經濟制度和地區文化上的原因，劍橋地區雖然有世界一流的技術，卻只有二流的企業。
　　世界各地創造“第二個硅谷”的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這些失敗表明，要創建有活力的高科技園區，僅僅保證資金、人才和技術的自由流動是不夠的。硅谷的成功源于企業和行業之間廣泛的聯系，而不僅僅是企業集中所產生的集聚優勢。一個國家的技術基礎體現在其管理人員、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上，也體現在行業的整體領先性和企業之間密切的關系網絡上。創建一個成功的高科技園區并不是將成功者的各種要素簡單羅列起來，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利用地區優勢，建立有助于創業的社會文化氛圍，在地方及整個國家范圍內支持創新科技企業的發展。